归位
――《芳华》读后感
金乾波
昨天读完严歌苓的小说《芳华》，今早看了一遍冯小刚改编的电影《芳华》。慢慢梳理思绪，觉得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，其实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场人性归位的故事。
故事是从1976年开始的。那年我三岁。对那个时代，我虽然没有直接感性的认识，但通过文学、影视作品及长辈的言谈，还是不算很陌生。读小说的时候，一个概念经常闪烁在我的脑海里――变形。我在小说的第66页页脚处，情不自禁地写下“当代《变形记》”五个字。相较卡夫卡用现代主义手法写成的《变形记》而言，严歌苓没有用夸张、变形的手法记叙处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人们思想、性格的变形，而是直接用人物形象的方式记录着。
刘峰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他尽已所能帮助所有的人，于是他被推举为模范、标兵，参加各种表彰活动，出席各种报告讲座。难得的是他的人性没有多大变形，他既没有因为这些荣誉而自我膨胀，为自己去捞好处，给自己的人生加分，也没有因为这些外在标签式的东西去刻意拔高自己，为难自己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过着自己的生活――他甚至为林丁丁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。这是十分难得的，几乎达到了庄子笔下宋荣子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”的境界。证明他的人性没有扭曲的事件是他向林丁丁表白。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情感，他的举动也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，算不上光辉，但却是人性高扬的表现。
人性扭曲的是旁人。“触摸事件”中，林丁丁是无辜的。她接受不了刘峰的爱，不是她水性扬花，尽管她周旋在干事和大夫之间，那也是青春少女的正常情怀；也不是她看不起刘峰，尽管她希望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；而是因为幻灭。刘峰在她心目中就是神，就是圣人，她怎么也接受不了一个闪耀着圣人般光洁的人竟然也有常人的情欲。
自己心中供奉的某种东西坍塌，那种痛苦和震撼是巨大的。我在师范读书时，偶然发现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人勾结校外人员到宿舍偷东西，我的心中就有类似的感觉，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正视人间的恶与丑。1997年，也就是二十年前。我生病了，一位学生来我房间问题，看我正在挂吊瓶，她当时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，因为在她心目中，老师怎么可能会生病呢？我记叙这些，读者可能会哑然失笑。是的，一个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认识社会，认识人性的。在没有全面客观充分认识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单纯，或者说纯洁，当然说傻也对。当年的林丁丁也是这样。
如果是林丁丁一人无法接受光环下的刘峰，那也是正常的，因为爱情这事不能勉强，人人都有爱的权利，人人也都有不爱的权利，无可厚非。造成刘峰命运转折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人性扭曲了。人们人性的扭曲，是因为当时社会是扭曲的。刘峰拥抱林丁丁，怎么看都是私人行为，怎么定性是林丁丁的事，林丁丁可以一笑了之，可以叫男朋友来揍刘峰一顿，甚至可以告刘峰性骚扰，但无论如何都不关旁人的事。影响刘峰命运的，不是林丁丁，而是旁人――上面政工部门上纲上线地调查，下面的战友无穷无尽地揭发――这才是问题的症结。
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诅咒那些得到过刘峰帮助而现在落井下石的人，包括刘峰花30块钱给他打了一对沙发的炊事班马班长。那时，批判刘峰是大势所驱，有幻灭感的人绝对不是林丁丁一个，在那种风气影响下，不做出点什么，似乎显得自己另类。这种从众心理，加重了对刘峰的伤害。反倒是何小曼在刘峰临走时的送别，让人看到了温情，电影和小说都用旁白的形式告诉大家：“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，最能识别善良，也最能珍惜善良。”
刘峰从神坛上走下，但走过头了。他爱的是1978年的林丁丁，在林丁丁的那一声“救命啊”中，他对林丁丁产生了怨恨。他带着一颗向死的心，希望成为一个被歌颂的英雄，让身为独唱歌手的林丁丁不得不传唱他的英雄事迹。这是一种报复心理。但我们不能报怨他，要知道刘峰比我们高大高尚多了，如果我处在刘峰的环境中，也许彻底沦落了，或者上吊自杀，或者一下子崩溃；而刘峰没有――他选择了承受。
刘峰的人性回归是在结尾，他能坦然面对生活，接受战友的资助，包括何小曼对他的关怀。电影改编得更为出彩。当何小曼（电影里叫何小萍）问他过得好不好时，他说：“什么叫好？跟那些战死的战友相比，我能说不好吗？”此时的刘峰，真是尝尽世味百态后“绚烂之极的平淡”，是一个真正而大写的平凡的人。
我们不要责怪那群青春激荡的年轻人！他们对何小曼的欺负，对刘峰的调侃，都是少不更事，或者说年少轻狂。想想我们自己，从十几岁激扬文字的岁月到如今大腹便便的中年，谁没有做过随波逐流的事？谁没说过从众的话？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，因为我们是人，得生存，得获得大众的认可；而我能做的，是尽量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的话，如果不得不做不说那就尽量少做违心的事，少说违心的话。
故事中另一个人性归位的主角是何小曼。何小曼因为童年的不幸，让她养成了胆小、内向、自卑的性格，她一心想逃离自己的家庭，以期获得尊重，但她的性格造就了她的猥琐，而这种猥琐使她备受人们的歧视和排斥。在何小曼这个人物的塑造上，小说比电影深刻得多，也细腻得多。我们同情何小曼，但没有必要过分苛责哪些捉弄、刁难、歧视、欺侮何小曼的战友，他们主要是年少不懂事。无论是小说《芳花》还是电影《芳华》，都没有坏人，没有丧心病狂的人，有的是普通的人，平凡的人，他们说了伤害别人的话，做了伤害别人的事，都不是苦心孤诣地设计，而是大势所趋，随性而为，随众而为。好在有刘峰，刘峰让何小曼的人生打上了亮色。
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何小曼的生母。在小说里，何小曼的生父是自杀身亡的，自杀的原因是父亲被打入右倾后母亲的鄙视，他付不起为女儿买油条的几毛钱――钱全被母亲管死了。我记得我的母亲在世时，经常给我们念叨父亲被下放回家时，母亲是如何无限接纳父亲的。我的母亲是文盲，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做了那些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儿女的事，这种本能叫善良。
当然，何小曼的母亲也是可以原谅的，因为那个时代比之更过分的事多了去了，所以何小曼的悲剧与其说是家庭悲剧造成的性格悲剧，不如说是社会悲剧。何小曼参军，并没有摆脱童年的魔咒，她受到环境的欺压，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。何小曼在演出时装病，只是希望获得一种受宠的感觉，或者说是替刘峰报复当时的文工团。她上前线，意外成了英雄，人生一下子从最低谷走上了巅峰，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她精神错乱――此时，她的人性扭曲达到了极致。
何小曼是善良的，所以她才会不适应。换个角度说，正因为她生病住进精神病院，我们才觉得她是可亲可近的，她是跟我们一样平凡而朴实的人。电影里，她在草坪上独舞，让我泪流满面，此时的她真正找到了自己。电影的结尾，她终于向刘峰说出了“抱抱我”的要求时，我也是泪流满面的。在刘峰受到处分前往伐木场的时刻，两颗苦难的心走在一起，那是正常不过的。遗憾的是，那时的刘峰刚从圣人被打落在地，还没有完全回归人性，所以没有给何小曼机会，也没有给自己机会。
何小曼表白十年后，把刘峰从死神哪里拉了回来，两人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无论是小说，还是电影，都向人们昭显了人性的光彩：他们过得很平淡，但很平和。
很多人评价《芳华》尺度过大，其实细细咀嚼，无论是严歌苓，还是冯小刚，都不是以揭露人性的阴暗为主要目的。人性是复杂的，加缪在《局外人》里强调：“人性之复杂经常会超出人的预期，如果不想承受恶果，就不要去做任何试探人性的事情，不要诱惑，也不要挑战。”
我在这里要说的是，我们也不要指责。如果我们身处哪样的时代，哪样的环境，我们能比他们好多少？
看了《芳华》后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叹“好人没有好报”。其实，“好人好报”是对社会、对人性没有全面认识而发出的美好憧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好人跟好报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，因为世事难料，偶然因素太多；但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“天作孽，犹可赎；自作孽，不可活”却是真理。
《芳华》里没有坏人，他们不是冷漠，不是自私，只是少不更事。
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，小说更深刻，更细致，更贴近生活真实，电影更温情。建议大家还是读读小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