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世凯的后人，这一百年来儿女四散，有毁有誉；孙辈曾孙，几经沉浮
寄语：100年前的6月6日，袁世凯带着他破碎的皇帝梦离开人世。“他如果不做皇帝，中国也不会分裂，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。”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如此评说。一个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，却有可能打乱历史的进程。袁世凯在百年前中国剧变之时，无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。这是他的能耐，也带来了他的复杂。“历史人物至少要100年后才看得清楚。”他的曾孙袁宏宇这样说。现在，正好是100年后，人们看清楚袁世凯了吗？看清楚了多少呢？袁世凯的后人，这一百年来儿女四散，有毁有誉；孙辈曾孙，几经沉浮。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，袁氏家族的各个成员的情况吧。
一子落魄，一子风光浪荡，一子颇受尊重
袁世凯“窃国大盗”的名头，在他去世当年，就已经被同时代的人认定了——长沙人黄毅编著的《袁氏盗国记》问世。7年后，连晚清遗老胡思敬都撰写了《大盗窃国记》。“袁世凯把民国政府的法统来源定位在清帝1912年退位，这就等于抹去了孙中山的功绩。袁世凯死后，孙中山的‘护法战争’就是要重新树立革命党人建立临时政府这一法统来源，要恢复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‘窃国’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。整个民国时期都采用了‘窃国’这个评价。但后来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里，不仅帝制复辟是大问题，袁世凯之前的所有行为也都被负面解读了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说。
骂名之下，袁家几房子孙的命运急剧裂变。袁世凯有一妻九妾，共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。其六子袁克桓的长孙袁宏宇说：“老爷爷去世后，家眷大多迁居天津大营门，形成了一个袁家大院。当时怕改朝换代要遭到清算，躲到天津租界里就不好抓了。”
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想当“太子”，是狂热推动父亲称帝的人，因而天津的袁家后人多不愿与他来往。抗战时期，袁克定一支日益败落，以典当旧物为生，他晚年只能借住在表弟张伯驹家。张伯驹回忆，华北沦陷后，日本情报头子想拉拢袁克定加入伪政权，被他回绝。他对张伯驹说，出任固然有了财源，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。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说，她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学时，课本上大骂“窃国大盗”袁世凯和“野心勃勃”的袁克定，不过她回家见到的袁克定，已是落魄的七旬老人，完全没有“现代曹丕”的样子了。
与袁克定曾经炙热的“太子梦”截然相反，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从一开始就反对父亲称帝。当他的哥哥紧锣密鼓推动帝制时，袁克文却醉心诗词戏曲，结交名士。1915年秋天，袁世凯称帝传闻甚嚣尘上，袁克文带着姨太太游颐和园，泛舟昆明湖，触景生情作诗两首，其中有一句“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”，当时大为轰动，被认为是他反对帝制的心声。“老爷爷去世后，我爷爷也迁居天津，但他经常去上海。”袁克文的孙女袁静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“因为他喜欢唱戏、书法，上海有很多他的票友和文人朋友，他还是上海青帮的大哥。”这位风流二公子娶进门的姨太太有好几位，交往过的女子更是不可胜数。他没再做任何工作，只靠题词卖字得些钱。比起大哥袁克定，他的活法风光而浪荡。1931年他去世时只有42岁，据说送葬的有上千人，其中既有青帮的弟子，也有自发而来的妓女。
袁家人有一句话：“长子克定最有权，次子克文最有才，六子克桓最有钱。”与两个哥哥相比，走上实业道路的袁克桓一生要幸运很多。“老爷爷还在世时，我爷爷就和几个兄弟一起被送出国读书。他们都由后来的‘南开校父’严修带着，去欧美等国游历，学校、专业都是严修帮忙挑选的，学军事、历史、化学等，各专业都有。我爷爷回国不久，老爷爷就去世了。他继承了老爷爷的股票，又从几个兄弟那里收购了一些，主要有开滦煤矿、耀华玻璃厂、启新洋灰公司等，都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公司，他担任这些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等职。后来，他还创办了江南水泥厂等。做实业是条辛苦路，江南水泥厂建平炉的时候，他去实地考察，天气很热，背上都是痱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成了民族资本家，倒是受尊重的。我爷爷是1956年农历八月十五去世的，从此我们家就不过中秋节了。”袁宏宇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。
对袁世凯的评价深刻影响后人命运
“袁世凯真正进入学术层面被研究是很迟的事，因为中国时局变化太快，北洋乱局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接连不断。在大陆学界，初期比较有影响的是上世纪40年代陈伯达所写的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。”马勇说。在这本书里，陈伯达称袁世凯为“反人民的大独裁者”，将他视作“反动派为了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进步伐，而推选和训练出来的不寻常之人”。这一评价在很长时间里，成为大陆官方对袁世凯的主流评价。马勇认为：“陈伯达是有学术背景的，但现在来看，这本书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，在当时反蒋的背景下，袁世凯被用来影射蒋介石。”但这套政治话语，深刻地影响着袁家后人的命运。
袁静的父亲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。提起父亲，袁静很伤感。袁家楫上中学时，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。袁家楫对学日文很抵触，带领同学们捉弄日文老师。日文课上不下去，老师就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日本宪兵队。一天晚上，学校的人跑到袁家楫姐姐家，说日本人要来抓袁家楫，让他快跑。那年汪伪海军在天津招人，姐姐就给袁家楫报了名，他便到山东威海当了一名汪伪海军。训练了一年多，袁家楫受不了枯燥的生活，找机会跑了出来。不久，日本投降了，袁家楫到美国赠送给国民政府的军舰上服役，后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。“但父亲并不喜欢台湾的生活，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，借机跑回了天津。”那时的袁家楫二十来岁，常常去天津的舞场跳舞，舞技出众，玩得很快活。
1950年“镇压反革命运动”开始后，袁家楫被抓了起来。“因为他回天津时曾跟同伴说，要是找不到工作，还回香港去。这句话让他被怀疑是特务。”袁家楫被送进监狱，一关就是3年，之后又在工厂和农场劳动改造，一晃二十多年。“那时父亲表现比较好，组织上允许他成家，1959年我出生了。父亲通常一个星期能回家一天，要是形势紧张他还回不来。”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袁家楫在押，袁静的母亲刘爱芳多次被批斗。红卫兵总是质问她，为什么要嫁给袁世凯的孙子，为什么还不离婚。
袁静在1967年上了小学。“有一次学校要填表，出身一栏怎么填，父母为了难。那一晚我和弟弟都睡下了，听到他们俩在小声商量，爸爸说是不是填军阀？妈妈说这么一填，孩子不就毁了吗？但他们也没办法，最后还是填了军阀。第二天早上他们怕我看见，还把表装在信封里，让我交给老师。上到三四年级，历史课讲辛亥革命，老师就直接点我的名字，说我们班上就有反动派、卖国贼的后代。下了课，一帮女同学在我后面又追又骂，一直追到家门口，我进门的时候还伸腿绊我。小孩子哪受得了这个打击，回家后就放声大哭。后来一到历史课，我就逃课。那时看着别的孩子戴着‘红小兵’的标志，我很羡慕，觉得自己特别渺小。”
袁宏宇比袁静大9岁，出生于1950年，童年的感受也差不多。“记得我懂事的时候，正开始‘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’，当时袁家第三代还有好几位在世，但各家也不怎么走动。一走动居委会就会怀疑你们是不是要串联、要复辟，我们小孩子也战战兢兢的。上学后看课本上的内容，总有一种自卑感，感觉我的祖宗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好像我也有罪。”
有一次，袁宏宇问曾和袁世凯有过接触的老保姆，老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“她说，老爷爷从来不责骂下人。给他请安时，他就点点头。但大家都怕他看，他一看，大家就被吓得不敢抬头。因为他的眼睛像电灯泡一样，明亮、锐利，不怒自威。她还说，你老爷爷下身短，上身长，站着比所有人都矮，但坐着比所有人都高，那样的人天生就是坐着的人，是一个贵人。”
袁家骝的省亲之旅
对袁世凯评价的转折出现在1973年。那一年，袁家楫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从美国回来了。袁家骝曾在燕京大学读书，与校长司徒雷登因为对无线电的共同兴趣而成了忘年交。1936年，他在司徒雷登的引荐下赴美留学，并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。二战结束后，他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基础物理研究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，还曾获得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和驻美工程师协会科学成就奖。袁家骝的夫人吴健雄也是著名核物理学家，有“东方居里夫人”之称。
1973年，袁家骝夫妇回国省亲，走访了7个多星期。他们见到了久别的兄弟姐妹、从未谋面的侄儿侄孙，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。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，在座的还有郭沫若、钱学森等人。一见面，周恩来就风趣地说：“吴教授是江苏人，袁教授是河南人，安徽在江苏、河南之间，所以我就在安徽厅接待你们。”他们当天下午6时开始吃饭、谈话，一直持续了6个小时，午夜方散。据袁世凯六弟的后人袁晓林回忆，三伯袁家骝后来告诉他，当时周恩来说了一番话，大意是：“袁家出了三个‘家’，你祖父（袁世凯）是政治家，你父亲（袁克文）是文学家，你（袁家骝）是科学家，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，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！”
此后，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在上海接待了袁家骝夫妇，主持了他们的学术演讲会和座谈会；在黄河下游及黄土高原，工程专家给他们讲解治理黄河的方法；在全国各地，他们既参观了文物和试验所，也参观人民公社、工厂，和学生们随班上课，和下乡知青谈话。
周恩来以“政治家”来评价袁世凯，并且以较高规格接待袁家骝夫妇，直接带来了袁家人的命运向好。袁家楫就是其中之一。“父亲获得了自由，他后来在天津市交通局下辖的汽车修理厂工作，还成为天津市的政协委员。”袁静说。
袁宏宇的父亲袁家宸，也曾经留学美国，1949年回国。他有心报效祖国，最初没有单位敢接收，后来当了一名中学老师。“我父亲开始教的是化学。‘文革’结束后，学校知道我父亲曾经在美国留学，就让他教英语。他和我母亲一辈子都是教师。”
袁世凯研究有了一丝“学术温情”
中国大陆真正全面、客观地研究袁世凯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。“国内的研究开始比较晚，一是因为原来很多历史学者只看重古代史，不屑于做近代史研究；二是因为袁世凯不是文人型历史人物，与梁启超、康有为、章太炎这些著书立说的人相比，袁世凯留下的多是谈话和公文，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表达，所以研究的余地不大。”马勇说，“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副所长李宗一在上世纪80年出版了一本《袁世凯传》，虽然里面还是有不少‘左’的表达，但是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了。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深入，眼界更宽阔，一些原来在神坛上的人被拉下来，而对袁世凯这种原来在黑色地带的人则有了一丝‘学术温情’。”
2013年，一套36册的《袁世凯全集》出版。主编之一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骆宝善说：“如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事件看成各种势力的博弈和妥协，把袁世凯放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，对他的评价就能更符合实际。我们以前常说的袁世凯几大污点，比如戊戌告密、窃国夺权、签署‘二十一条’拱手卖国等，都不是那么简单。”
袁宏宇说：“这些年出版的关于我曾祖父的书渐渐多了，功与过、对与错，越来越全面。看了这些书我才知道，曾祖父不是一个妖魔小丑似的人物，也做过实事。”袁静也去北京参加过一些研讨会，在会上听到一些研究者对袁世凯早年功绩的评价，觉得很欣慰。
由于学界和社会认知的变化，袁家后人也逐渐开始摆脱“窃国大盗”名声的拖累，转而跨入“名门之后”的行列。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女儿袁家倜，曾在天津当了20多年的政协委员。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前往深圳，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，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。之后她又靠购买原始股赚了不少钱，回到天津后，在五大道袁家所有的洋房里开了一家西餐厅。《环球人物》记者2010年采访过袁家倜，时年86岁的她仍然妆容精致、神采奕奕。
在这一点上，袁静和袁家倜很相似。她刚刚从天津市侨办处长任上退下来，还担任着天津市政协妇女界别委员，衣着时尚，从容自若。岁月的风浪似乎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，只有在回忆过往时，她的眼中才会流露出沉重的神色。“我相信历史会给老爷爷一个深入的评价。”几十年来，每逢清明、祭日，她都去庙里上上香。“这是我对老人一种简单的心意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