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[激荡三十年读后感](https://www.hequma.com/d/file/be379a3c2fac237b8eb410670b442ba8.jpg)
有些书就是这样,看完合上之后,内心却依然久久无法平静。昨晚读完《激荡三十年》后,没经过梳理的各种纷杂念头折磨着我。今早,脑子里却突然冒出大时代三个字,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,不正是一个大时代吗?
一,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,难度何其之大。从一开始,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。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。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牵扯在一起的。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,许许多多原先的理论以及靠这些理论生存、生活的人,又将如何自处呢?变化的绝不可能仅仅是经济体制,还会涉及到人心,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政治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。邓公再强势,也无法让中央真正铁板一块。而越是社会主义国家,对政治就愈加铭感。政治就是最大的红线,谁敢踩到这条红线,绝不仅仅是让你事业和人生遇到挫折,更是会让你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而此类国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国家,因此,做到这个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。但是改革毕竟在进行,因此,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边缘,在这灰色地带,利用经济改革的大形势去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捞钱。纵观全书,虽然邓公等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极大,但更多时候,我朝的改革其实是自下而上的,很多事情,只能做不能说,等到做的人多了,中央渐渐就松口了,于是才可以说了。可是,即使是只做不说,也要看大形势,稍稍踩线或许可以,一下子越线,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最重要的是,顺势而为,切勿螳臂当车。仔细研读政策法规的变化,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火上浇油,而另一些时候真的应该见好就收。
在经济体制转型最初的年代里,踩得好,一夜暴富并不是梦。倒卖批文、囤积原料商品、内幕消息、管理层MBO、官员的寻租,究竟肥了谁呢,这是否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,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极大损害?贫富分化到如今地步,只对增量进行微小调整,是否有效?因为真正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,恐怕是财富的存量。那些在早期靠着“不能说不能认”的手段暴富的人们,绝大部分只会越来越富有,而不会缩小与平民的差距。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调节手段呢,真正对过往历史进行清算,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,可是什么都不做,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人们公平吗?
二,这三十年,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。全书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,浮现如此之多传奇般的企业家,诸如陈天桥、郭广昌、丁磊、任正非、柳传志、李东生、鲁冠球、李书福、马云、史玉柱、张瑞敏等等,仿佛竟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层出不穷的英雄任务一般。他们中许多许多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。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故事。陈天桥毕业后顺风顺水到陆家嘴集团工作,迅速当上董秘,决定辞职创业之时,单位正准备要分房子,就有人好心劝他分了房子再说,他却想,难道我这辈子,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?相比陈天桥,更让人感动的是李书福,为了进入被央企垄断的汽车行业,曲折反复,忍受了多少,付出了多少,只为了心中那个造汽车的梦想,也正是因为吉利的出现,中国的车价才从云端被拉到了地上,成为央企、外企心中的恨。读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,我们自己,是不是该多一点决心,多一点魄力,多一点坚持呢?人生的起起伏伏,谁能预料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成败都言之太早,只是,想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吗?
三,读史之时,总会有许多后见之明。现在回头去看,无论是中央地方的政策,还是某行业某企业的决策,都有许多失误,令人扼腕。政策的制定,国企总是被摆在第一位,民企总是在末位。诸如宁高宁、谢企华之类的国企领导者,究竟是官员还是企业家,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,还是祸害了整个行业甚至民生呢,有待讨论,因为他们恐怕也情非得已,身在体制内,又岂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和企业的定位呢。整个中央的思路已经决定了国企和民企的迥然命运,既然已尝到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甜头,岂能轻易放手?更可怕的是,形势发展到如今,利益集团已经壮大,并用“稳定”“发展”等为质挟持了大家,又有何良方呢。